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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种类型的诉讼，显然存在宪法适用的另一种必要性。

同时，行政机关人员是否违法，法院也难以直接认定，而应当由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如果某协议只是涉及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涉及行政权的行使，则不应当将其认定为行政协议。

行政协议有利于缓和单方行政行为的强制性，更好地实现行政目标。由于行政协议在外观上表现为行政机关因行使行政权而订立的协议，因此，我国有学者认为，行政协议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例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立后，因政府换届导致新官不理旧账，随意否定合同效力，如果将此类合同认定为行政协议，将可能为政府拒绝履行合同提供依据。《解释》第 1条对行政协议的概念作出了规定。事实上，交易安全本身也是公共利益，维持契约的神圣性、维护交易安全等，本身也是公共利益的体现。

我国自然资源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充分发挥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的效用，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自然资源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在明确自然资源权属的前提下，扩大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范围，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市场配置制度。二是吸收相对人充分参与功能。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21页。

[10]在这一背景下，法院适用法律基本上能够关照到绝大多数的纠纷。[17]参见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二）基本法律授权 政治权利及其对应的政体构成、配置与运行，构成宪法的专属调整领域。此处被学界一直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所禁止的是对《宪法》的援引，但并不禁止对诸如《立法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宪法性法律（广义的宪法）的援引，这一微妙差别，可能值得进行深入探究。

有学者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宪法》第126条既不能用以作为支持宪法司法适用的依据，也不能用以作为反对宪法司法适用的依据。在现有体制下，法院不可能通过援引宪法来弥补法律漏洞，也无法通过援用宪法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救济。

这一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宪法无法在司法过程中得到适用，那么该国宪法就被认为没有获得真正的生命。这一误解是逻辑错误所致。存在于该领域的政权权利诉讼，属于纯粹的宪法诉讼。但这一制度仅针对规范性文件，尚未扩展至对规章进行审查。

因为，如果法院适用了宪法来审理案件，那么，法院就可以对任何国家机关或公民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由于与部分政治权利相对应的《选举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业已制定，相关权利保护的法律依据业已明确，其进入诉讼程序的形式条件已经具备。基于宪法与法律间的关系，当法律依据本身出现问题致使无法解决纠纷，适用宪法解决法律依据的问题，在逻辑上就成为可能。一般认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规章的这一态度，也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一种做法。

第二类保护性宪法关系值得特别说明。面对此三种情形，如果不诉诸宪法解决法律本身的问题，那么争议也将无从解决。

[5]参见刘松山：《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为什么不能是宪法》，载《法学》2009年第2期。综上，所谓程序转接，可总体表述为如下过程：起诉—审理—法院通过合宪性解释机制发现法律依据问题，中止诉讼—通过宪法渠道移交有权处理该宪法问题的机构（三种渠道）—法院恢复诉讼，按照该机构的处理决定进行裁判。

参见邢斌文：《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其原因在于，法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4]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河南种子案是由主审法官直接判决《河南省种子条例》与作为上位法的《种子法》相抵触而无效，其中法理虽十分清楚，但亦属于法官越权。[15]参见《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64条。五、结语 在当代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不是宪法实施的主要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在中国就没有司法适用的空间。

因此，既然在谈宪法的司法适用，就应该像讨论法律的司法适用一样，强调宪法被作为裁判依据才能被视为符合司法适用这一内涵。[18]规章是行政机关创设规则的一种重要方式。

此外，在处理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问题时，如果经由人大系统提交，则可以在省级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进行自我审查，就有可能不用再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由此缩短周期并降低成本。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该领域主要围绕政治审议过程展开，依托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调整国家权力的构成、配置与运行，塑造政体框架。实践中此类争议相对较多，进入诉讼的可能性极大，将规章纳入法院附带性审查范围，既可积极回应民意诉求，也可进一步促进制定规章的规范化。

[18]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检察机关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检察建议制度，实际也是在我国宪法体制下落实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责的一种制度化体现。[12]合宪性审查的具体职责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关于其职责展开的具体论述，请参见于文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责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法院不能审查法律和地方性法规。[10]参见刘茂林、王从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但在目前的宪法体制下，法院却无法通过适用普通法律来对此类案件进行裁判。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规章的态度，还是参照适用。

但这一经验例证却可有力表明，承载宪法规则的宪法性法律，通过特定路径和机制适用于有关政治权利救济的诉讼中，已构成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模式之一。法院无权适用宪法，并不等于宪法就无法在法院审判过程中获得适用。

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一个需要在宪法体制层面上讨论的问题。当然，此种例证仅限于范围极其狭窄的纯粹宪法争议，凭此远不足以推翻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一般规定。

此时可以通过基本法律的授权授予法院解决这些问题、处理宪法有关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诉讼的职权，这就是中国宪法诉讼空间之所在。法院无权在审判过程中以宪法为裁判依据，源于《宪法》67条第（一）项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专属解释权之排除。此时，必须有一种常态化的解决法律依据问题的机制。有观点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完全等同于法院在审判时直接把宪法作为裁判依据。

摘要:  宪法司法适用的核心难题在于，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确有必要援引宪法，但在职权上却无权适用宪法。[14]就目前而言，在第一类保护性宪法关系中，由于人大代表履职制度较为笼统，法院所适用的法律尚无法对代表履职作明确的规定，因此其进入宪法诉讼程序的时机并不成熟。

于今看来，此种试图以法院一己之力支撑起宪法运转的阿基米德支点的努力，不过是一场美丽的错位——既是机构职权的错位，也是时空的错位，更是中国宪法转型愿景的错位。应将此理解为基于宪法的解释。

[4]这一看似迂回的策略仍实质性地赋予了法院抢滩许可，终究难免冲击既定的宪法体制安排。（2）以选举权为典型的政治权利受到侵犯而产生的宪法关系。